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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勃在文章中指出，今天的大学生和二十年前大不相同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焦虑期，从迈入大学校门甚至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就开始了。享受大学生活？不存在的。保研也好，出国也罢，都需要漂亮的分数和绩点，这在十几年前还不普遍，今天则成为一种广泛的自觉。

蔡渊迪对此回应称，“第一句，这么多的卷面不合格，肯定是我教得不好，水平有限，实在抱歉。第二句，也就是顺此逻辑给出的整改方案就是：另请高明。”8月13日晚，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院长缪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就此事与蔡渊迪沟通。

正观新闻也在评论文章《正观视评：大学生卷面不合格率超三成，该“整改”的不应该是老师》中指出，一个认真教学、严格要求的教师，在大学校园里却显得鹤立鸡群，甚至要为自己的认真作出整改，这本身是有问题的。学生成绩考不好，最该被“整改”的不应该是老师。

其实，到底是“宽”还是“严”，在现实中往往不是极端的二元选择，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宽严相济，适度而为，才是最佳选择。

文章认为，让学生学有所成、学有所得，不能光看考试成绩，毕竟数字是很容易做出来的。学校有必要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考核体系，来确保教师的教学质量。学生考得好，未必就是教师水平高；学生考得不好，未必就是教师教得不好。就怕在不合理的考核体系下，劣币驱逐良币，最后受损的是谁，不言自明。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教育竞赛”由基础教育向更高阶段升级后，通过更加合理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学生端正学习动机和提升综合素质？

文章认为，的确，学校不该耽误学生们的前程，但是挂科影响学分、绩点乃至毕业延迟终究只是“小耽误”，那种浑浑噩噩、不学无术的风气教坏学生，或许才是大耽误。

九派新闻在评论文章《考试不合格率太高，大学“严进宽出”之问值得深思丨九派时评 》中认为，说到底，这些争议的背后是在高校毕业生合格率的背景下出现的矛盾，大学教育到底应该“严进宽出”还是“宽进严出”，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九游官网近日，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教师蔡渊迪公开发表的一篇题为《关于我所负责三门课卷面不及格率高的说明》的文章称，因其所负责的《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一）》和《中国古典文献学》三门课程的卷面不合格率都在30%以上，被要求就此问题作出解释说明并提供整改方案。

极目新闻也在评论《课程不合格率高被要求整改，教师公开回应“另请高明”，问题出在哪？》中认为，说穿了，就是双方应该好好沟通，高校管理教师，应该尊重他们，给他们说话的地方。在充分交流沟通后，再来一起协商解决的办法。再说，校方自己也有必要作充分的调查，不偏不倚，然后再来谈“整改”。

人们大多认为这位敢于负责、较真且课堂教学颇受学生认可的老师，值得尊重。与此同时，更值得人们反思和追问的，是这一事件背后的学情及教学管理变化。

8月15日，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曹东勃在澎湃新闻发表评论文章《马上评｜学生不及格率高，能怪老师“太严”吗？》，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在重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学科与专业布局调整过程中，正视和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他认为，这不是个案，实际上是新的学科专业布局调整背景下的一朵浪花，是进一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需要攻坚破冰的冰山一角。无论如何改革，遵循教书育人和学生成长规律，都是基本的出发点。

需求侧已悄无声息变成这种情况，供给侧自然也不会无动于衷。当下，各高校的绩点改革方案，总的方向是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更加注重过程评价、多元评价、综合评价。改革过程中也必然会遭遇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问题，甚或很快会有新的“绩点通胀”问题。

文章认为，在不少人的传统观念里，学生只要考上大学，基本上都能顺利毕业，最难的还是高考那一关，这就是“严进宽出”。但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有些学子一旦进入大学，就开始放纵自己，沉迷玩乐，自己不好好学习，甚至会对那些要求严格的老师有意见，这就背离了大学教育的初衷。然而，“宽进严出”又不符合国内高等教育的现实，如果让“入场”变得很轻松却难以毕业，恐怕短时间内很难让人接受。

封面新闻则在评论文章《封面评论｜课程挂科率高被要求整改，“考试的艺术”更多只是妥协》中认为，有别于很多人的轻蔑想象，诸如“古汉语”“古文献”之类的课程，其实专业门槛极高，对于逻辑思维、智力基础等等素质，有着不低的要求。所以，这三门课，本身就是很难、很不容易过关的，只是很多学校，教得太水、考得太浅，让大家有了一种“不该挂科”的错觉罢了。此前职能部门已多次发文，强调淘汰“水课”、打造“金课”，取消“清考”……既然是动真格的，那么就必然会有压力、会有痛感，怎么挂科率高了点，就让教师写说明、搞整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