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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宇很快通过一个朋友得知了蒋学义报警的消息。韩宇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前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多年来一直在离家不远的集市上做小生意，“我跟朋友说了，是我进他家偷了东西，不是抢劫。”

韩宇之子韩康介绍说，这起案件的另一个疑点是，被害人一直明确表示实施抢劫的人有两个，不过警方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韩宇的“同伙”。韩宇告诉记者，他面对警方讯问时曾多次表示，当晚进入老人家中的只有他一人，警方调取周边道路监控，发现一名骑电动车进村的男子疑似他本人，不过警方给他看的这段视频监控里，也显示只有他一个人。

最高法的这份裁定书，让韩宇看到了希望。韩宇介绍说，最高法下达裁定书时，他已在看守所关了两年多，他当时认为，后续改判为盗窃罪的可能性比较大，刑期可能会在四年的基础上大幅缩短，“利辛法院应该也不会再判我抢劫了。”那时，韩宇认为自己很快就能走出看守所。

从看守所释放后没多久，韩宇便正式向利辛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请求，要求对方支付人身自由赔偿金40余万元和精神抚慰金10万元。2024年1月26日利辛法院作出裁定，驳回韩宇所有的赔偿请求。之后韩宇又向亳州中院提出赔偿请求，于2024年6月21日同样被驳回。

被害人的说法同样对韩宇比较有利。作为中间调解人，宋寨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宋某至今记得，被害人蒋学义曾对他说韩宇不是抢劫他的人，“他说不是这个男的，虽然天黑，进他家的两个男的比这个人胖。”

吴宏耀介绍说，如果对这种轻罪重判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予以国家赔偿的话，有助于强化机关的责任意识，“像这种情况，及时止损就行了，不然就会出现个人不想承担责任，机关也没有责任可承担，所以羁押拖一年是一年的情况。”

韩宇说，案发几天之后，他在宋寨社区原党支部书记宋某的陪同下去了蒋学义家里，当面向其道歉，承认那晚进入他家中盗窃。为了表示歉意，他那天带了一箱白酒和两条香烟，“当时也拿出200块钱，心里想总共就偷了一百多，这样也足以弥补了。”

韩宇说，案件发生在2020年5月4日。当晚，他和朋友在外吃饭，酒足饭饱后骑电动车回家.途中路过利辛县巩店镇宋寨社区蒋营庄时，他发现路边一户村民的院门未关，便借着酒劲走了进去。

据媒体报道，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刘守民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议案》，他认为，现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无罪羁押赔偿，排除了其他有罪但实际已造成超期羁押的情形，提出修改国家赔偿法，将那些实际执行刑期超过改判后刑罚的情形，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不过让他始料未及的是，尽管这起案件曾先后两次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在第三次审理中，利辛法院依旧认定韩宇构成抢劫罪。2023年9月22日，利辛法院作出(2023)皖1623刑初 443号刑事判决，以抢劫罪判处韩宇有期徒刑十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顾永忠介绍，这类案件的国家赔偿申请之所以被驳回，法院给出的理由一般都是国家赔偿依据的是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上述案件经再审改判之后当事人仍然有罪，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的“再审改判无罪”的情形。

澳门威尼l斯人所有网址因“抢劫126元”，他曾先后三次被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下称利辛法院)认定构成抢劫罪，三次分别被判刑十一年、四年、十年。终审改判为盗窃罪后，韩宇刑期为九个月。

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钟磊律师介绍说，在入户盗窃过程中，只要被发现有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入户盗窃就会被认定已转化为入户抢劫，利辛县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了抢劫的事实，主要是基于被告人韩宇曾供述他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中，有“用手按住蒋学义的胸口，不让他起来”的行为。

对此，多名法学专家表示，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司法程序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侵害，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也是法治的发展方向。”

就韩宇这个案件来说，吴宏耀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明显是不适当的，“这个案件三番五次没有办法做事实认定，依然长期羁押被告人，如果把赔偿的因素考虑进来，这种案件以后就不会拖这么长时间。”

“不仅没有减轻刑罚，刑期从四年又大幅增加到十年。”韩康介绍说，当时被害人已经去世了，警方也没有补充什么新证据，仍然作出这样的判决，让他们一家人始料未及，“折腾了快三年，等于又回到了第一次判决。”

2023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下达(2022)最高法刑核63752405号刑事裁定书，在这份裁定书中，最高法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韩宇抢劫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核准，并发回利辛法院重审。

据媒体报道，2004年4月，27岁的邹俊敏因贩卖毒品被判处无期徒刑，坚持不懈地申诉14年后，他于2018年8月10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犯非法经营罪，量刑也改为有期徒刑二年。然而，超期羁押4386天的邹俊敏并未能获得国家赔偿。2018年11月28日，他向福建高院提起的国家赔偿申请被驳回。

2021年11月29日，利辛法院经过几个月的审理后，再次就这起案件作出判决：“被告人韩宇在实施入室盗窃的过程中，使用轻微暴力劫取126元，转化为入室抢劫，依法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但该量刑明显与其罪责不相适应，由于韩宇不具有减轻处罚情节，鉴于本案的特殊情况，对被告人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认定被告人韩宇犯抢劫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正是基于这样的供述，2020年11月27日，利辛法院认定韩宇构成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法院认为“被告人以实施盗窃为目的进入被害人户内，在实施盗窃时被被害人发现，用手压住被害人的胸口，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后拿走被害人的财物，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且系入户抢劫。”

在驳回理由中，利辛法院和亳州中院均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相关条款，认为其不符合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应予赔偿的情形，“其终审判决仍然是有罪判决，不符合‘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或者‘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情形’。”

河南农民宋杨禄的情况与邹俊敏案类似。2005年，宋杨禄被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绑架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2009年7月，宋杨禄刑满释放。经申诉，河南省高院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改判宋杨禄非法拘禁罪，免予刑事处罚。此后宋杨禄以多服刑1351天为由申请国家赔偿，不过其国家赔偿申请多次被拒。

“20世纪90年代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时候，我国经济上还比较贫穷。有关部门对建立国家赔偿制度表示担忧，担心国家赔偿制度一旦建立，将会给国家增加不少负担，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的门槛不能太低，赔偿标准不能太高，否则国家财力难以承受。”顾永忠认为，现如今从国家赔偿制度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已经具备了对此类案件给予国家赔偿的时机和条件。

这份判决书最后写道，“本判决需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钟磊介绍，之所以需要报请最高法核准，是因为入户抢劫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次判决虽然认定了韩宇入户抢劫的事实，利辛法院在韩宇没有其他可以减轻处罚情节的情况下，作出了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决，按照现行法律，应该报最高法核准。

此时他已被关三年多，远超刑期。今年年初，韩宇以超期羁押933天为由，先后向利辛法院和亳州中院申请国家赔偿，不过均被驳回。

吴宏耀进一步解释说，将重罪改判轻罪造成超期羁押纳入国家赔偿范围，还可以起到督促办案人员提高办案质量的作用，“国家赔偿是一种机关责任，只有当机关能承担相应责任的时候，才会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轻罪重判的情形，法官个人办了一个错案，这是毫无争议的，追责机制上追究个人的司法责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种案件中机关没有任何责任，这也是不公平的。”

韩宇无奈再次上诉至亳州中院，这一次亳州中院没有发回重审，而是直接审理后将案件改判。2023年11月29日，亳州中院下达刑事判决书，改判韩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韩宇也终于在这天被释放。

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获悉，在警方对韩宇的第一次问话中，韩宇表示，发现老人醒来后，他拿了一件衣服后拔腿就跑，没有与老人发生肢体接触。但是在一天之后的第二次问话中，韩宇的供述发生了一些改变，他说发现老人醒来后，按了老人的胸口几秒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宏耀同样认为应该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原来是‘冤狱赔偿’，现在应该是有侵害就应当赔偿，从保障个人权益角度来看，司法程序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了侵害，应该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这是法治进步的体现，也是法治的发展方向。”

宣判后，韩宇提出上诉，亳州中院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2021)皖16刑终153号刑事裁定，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发回利辛法院重审。而自从上诉到亳州中院后，韩宇一直不承认按压过被害人。

第二天，当时已88岁的蒋营庄村民蒋学义报警，称前一晚家里闯入两人抢劫，其中一人按着他，另一个人翻找财物，其间他未敢反抗。

韩宇说如果能被早点释放的话，现在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不会那么大，“那时候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全靠妻子一个人外出打工，供孩子读书还要拿钱给我打官司。”

韩宇告诉记者，刑期虽然从十年减少到四年，但依然被认定构成抢劫罪，刚开始他仍然不认可这个判决，并提出了上诉。不过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几天后他又撤回了上诉，“家人跟我说再上诉还得花钱，家里又没有钱，还欠着外债，孩子还在上大学，家里人就劝我撤诉了。”

“我刚进去不到一分钟，那个老头就醒了。”韩宇说，当时对方先是咳嗽了一声，紧跟着说了句“谁啊”。意识到屋里有人后，他抓起一件衣服匆忙跑了出去，后来在衣服里翻出126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