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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张小广告之后，明女士立刻根据所留电话联系房主。看完房子后，明女士非常满意，但与房主在价格上和是否找中介机构上产生了分歧。

那么，自主买卖房屋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经历？买卖双方如何在买卖过程中规避风险？是否有相关政府平台可以支持此类交易呢？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自主买卖房屋的不止明女士一人。高甜今年26岁，近日通过自主买卖房屋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而且只用了1个月就走完从选房到过户的所有流程，“零”中介费。

“不过，中介费对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根据市场行情，中介费至少是房子交易价格的0.5%，高的要2.5%。如果以交易价300万元计算，中介费少则1.5万元，多则7.5万元。”明女士经过考虑，也觉得中介费是一笔不菲的支出，决定同意和房主直接交易。

杭州市二手房交易监管服务平台上线的新功能即是一个缩影。该功能允许个人买家和卖家在政府平台网站上直接进行房产交易，无需通过中介平台。这一创新举措引发了广泛关注，被认为可能改变中国近年来传统的房产交易模式。

明女士表示，她这次自主买房比较顺利，但也有一些潜在的问题。比如，房主在卖房后并没有将户口迁走，这可能会影响明女士以后出售房产或者孩子上学等。如果以后需要出售这套房产，她还需要联系卖家协商解决户口问题。

根据公开信息，该功能解决了网上卖房的两大痛点。一是所有房源都经过房管部门的验核，确保真房源，避免了虚假房源信息的泛滥。二是房源信息仅向个人实名认证的用户开放，中介经纪人无法查看，从而有效防止了中介骚扰客户的问题。

事实上，现实中有不少自主买卖房屋引发的纠纷。根据公开信息，2020年5月，广东揭阳人王某与刘某签订合同，王某以120万元购买商品房一套，同日，王某向刘某交付定金3万元。合同签订后，刘某未将房屋交付王某，而是转卖他人。无奈之下，王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过咨询贷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怀柔区支行一位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关于购房、贷款和过户手续等问题，明女士和房主在没有房产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房屋买卖和过户。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由政府主导建立非营利性的中介平台和资金托管平台。这些平台可以聘请专业律师提供服务，指导买卖双方进行房产交易，并发布不同板块房屋的市场成交价以提供价格指导。同时，加强对中介收费的监管和中介机构合规性、廉洁性的监督。”孙建荣说。

高甜此前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房主陈某发布的卖房帖子，她实地看房后，双方一拍即合，还一致同意不通过中介机构买卖房子。此前，杭州已经有了自主买卖房屋的先例。

记者近日走访房产市场采访发现，目前，在房屋买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省下高额的中介费，开始考虑自主买卖房屋这一新型交易方式，他们中不少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帖子或视频以求购或出售房屋。

在高甜看来，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一功能无疑带来了诸多好处。比如省去了数万元的中介费用，为人们节省了房屋交易成本。由于政府提供交易平台，买卖双方的交易更放心，不需要担心遇见黑中介和骗子。

站在自家窗前，看着窗外忙碌的人群和车流，北京市怀柔区居民明女士很是感慨，因为这套房子是她和前房主直接交易的，包括贷款、过户等流程，没有中介机构的参与。

中国政法大学全面依法治国研究院副教授李良认为，自主房屋买卖存在一定的风险，主要涉及物权和债权两方面。对于买方来说，要关注房屋产权的权属、抵押、保全和查封等情况，确保交易合法、安全。对于卖方来说，则要确保价款的履行，避免后续纠纷。

威尼斯wnsr888浙江省杭州人高甜（化名）近日通过自主房屋买卖在杭州买到了一套心仪的房子，至少节省了1.8万余元中介费，相当于给自己发了一笔“年终奖”。这一经历也让高甜身边的很多朋友羡慕甚至跃跃欲试。

云女士介绍说，与买家达成意向后先是付定金，然后就是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接着是买方的银行贷款面签。这些办下来后，买方付首付，卖方解押。“买方特别信任我们，双方没走资金监管流程，买方付了三成首付给我们还剩余房款，还完一周后房子就完成了解押。”

湖北省武汉市的云女士今年初如愿从市郊搬到了市区，她是自主卖房的一方，全程无中介机构参与，她与买家达成买卖意向后，在一个半月里办完了所有手续。

孙建荣提到，自主交易虽然能节省不少中介费用，但其中蕴藏的风险不容忽视。比如购房款支付和房屋过户的风险。如果没有专业的中介机构作为居间方进行资金托管或保管房产证等风险控制事项，买方可能面临房屋无法过户的风险，而卖方则可能面临拿不到购房款的风险。双方在购房合同中可能无法有效保障自己的权益，因为毕竟不是专业法律人士。而且，房屋买卖过户过程中还涉及其他专业领域的事项。

此前，明女士为了能让闺女上一所好点的幼儿园，已经和家人在怀柔区看了许多小区的房子。然而，让她头疼的是，市场上的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而且还有不低的中介费用，因此迟迟没找到一套位置和价格都合适的房源。

陈某已经结婚，夫妇俩于是先联系了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咨询，在得到确定答复后，和高甜一起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验房、网签、公证、申请贷款、线上过户，一步步走完了自主买卖房屋流程。交易价格180多万元的房子，公证费是总价的0.15%，加上1800元的房屋尽职调查费，一共花了4000多元，买卖双方协商各分摊2000多元。

在采访中，记者问明女士，如果没有这些专业人员帮助，她还会考虑不找中介机构买房吗？明女士沉思片刻，说：“我可以尝试去住建部门的行政大厅咨询，毕竟房屋买卖有公开透明的流程。”

“学区房急售，位置优越，无中介费。”去年5月，一张贴在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某小区一单元门上的小广告引起了明女士的注意，这个小区配套有一所不错的幼儿园。

明女士告诉记者，双方在价格上有分歧很正常，而房主没有选择在中介机构卖房是为了节省中介费，她一开始想通过中介机构买房则是考虑到交易安全和办证方便。

在高甜看来，相比通过中介机构交易双方各1个点（1%）的佣金、买家贷款服务费等费用，双方总计至少节省4.5万元，自己少分担一半，相当于给自己发了一笔两万多元的“年终奖”。

对此，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苏州办公室管委会主席、高级合伙人孙建荣认为，由政府推出购房中介平台确实有助于规范房产交易市场，提高交易效率。建议政府在推出中介平台的同时，完善配套机制的建设，如建立房产交易资金托管平台，以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减少纠纷。

“另外，中介机构本身具有发现房产价值的重要功能，能帮助买卖双方相对公允地确定房产的市场价格。最后，由于买卖双方对楼市调控政策了解不全面或理解不透彻，自主交易可能导致交易无法顺利进行，引发纠纷。”孙建荣说。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房屋买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省下高额的中介费，开始考虑自主买卖房屋这一新型交易方式，在某社交平台上，记者以卖房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许多房主挂出来的卖房帖。如“卖房第13天，看房的终于突破两位数了！”“听说这里卖房快，我也来试试，房屋介绍如下”等帖子，而且每个帖子下方都有大量留言询问。

针对如何降低自主房屋买卖的风险，李良建议，买卖双方充分利用政府推出的机构服务，确保交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同时，买卖双方也可以参考示范合同，明确双方权益和义务，规避潜在风险。

多位自主买卖房屋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能够不通过中介机构买房卖房，是因为有关部门公布的房屋买卖流程公开透明，有关机构通过提供信息查询、示范合同等服务，为买卖双方提供了更加便捷、安全的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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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几乎每个科研项目申请表，都对申请者的个人信息等要求细致地填报，但在袁亚湘看来，这些信息完全可以通过申请者单位的系统导入，避免重复填写。

他为此建议：切实减少“帽子”类型和数量。减少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评比、评估和排名。对少量而必要的评估，则尽量不把“帽子”作为指标。

十多年的科研经历，让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张振涛切实感受到了“减负”行动带来的改善，“经费管理更加自由了，项目登记等工作更加灵活了”。

威尼斯wnsr888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副主席袁亚湘连续多年为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环境而奔走呼吁，但他的一个总体感受是，“减负喊了几年了，一些年轻人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2018年12月起，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减负行动1.0、减负行动2.0、减负行动3.0陆续推出。这一系列的专项行动旨在解决青年科研人才面临的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等突出问题，保障青年科研人才将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工作，充分激发青年创新潜能与活力。

她同时提到，在相关项目的研制工作中，存在着一刀切式的“一票否决”情况，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研人员的积极性。科研工作的经费管理、容错机制等方面同科技创新人才的创新活力相比存在差距。

袁亚湘也建议，简化基础研究类型基金的申请和结题流程。比如，基础研究项目由于其不可预见性，可以不要求给出项目的技术路线。基础研究项目可以不提供经费预算，这样不仅可以节约科研人员编写预算的时间，还能节省一些为实现预算而不必要的开支。

而且，“帽子”的摘取时间有限。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政策为例，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要求申报当年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申请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要求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

“青年科技人才是我国科技战线的主力军，是我国科技事业的未来和希望。我们一定要真正重视和关心广大青年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袁亚湘说，让年轻人心无旁骛地安心科研，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走好建设科技强国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政策尚未完全落到实处，一些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关心和政策利好还停留在纸面。”袁亚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力度”，包括袁亚湘在内的多位代表委员，围绕于此建言献策，他们希望有关方面真正重视青年科技人才、切实减轻其负担，更好地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新质生产力作贡献。

2018年，袁亚湘就曾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减少“帽子”工程。当时他的提案引起许多科技工作者的共鸣，也得到了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全国政协委员钟章队曾担任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其间成立了青年俱乐部，定期给青年人才开讲座，讲解基金项目、国家奖怎么申请，等等。

在她看来，科研人员被一些繁杂事务所羁绊，暴露出了科研管理制度的深层次问题，其本质是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同新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相比存在差距。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亟待形成。

在植物非编码小核酸研究上深耕了近20年，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戚益军深知，科学创新“急不得”“躁不得”，而压在青年科研人员头上的还有“帽子”问题。

在从事二氧化碳临界弛豫问题研究之初，没有一篇可参考文献，也没有一个可对标的实验标准，对于张振涛，最大的压力来自“经费的负担”。

对于青年俱乐部，学院的青年人都反映很好，是“非常好的减压方式”。用钟章队的话说，这个举措给青年人才提供了很重要的交流的平台，促进引导其成长，平时组织的团建活动也让他们有了放松的地方。

张振涛认为“减负”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一方面不能为了“减负”让流程缺乏规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尽量减少非科研的行政性工作，尽量把时间还给科学家。

在很多科研单位，“帽子”和单位内部经费、资源分配挂钩，在外部竞争性经费申请中，有“帽子”也更具优势。不但如此，“帽子”还和个人年薪、住房待遇、职位聘任和晋升直接相关。

“不尽合理的格式上和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屡见不鲜，有的表格设计、申请填报要求未考虑科技人员的感受，往往需要投入大量复杂的重复性、低技术含量的劳动。”袁亚湘说。

“我们现在议论比较多的就是唯论文、唯帽子，这些确实不利于青年人才的成长。比如说高级实验师，主要的任务是做好实验，做好辅导，那他就不太适合于发表论文，也获得不了什么‘帽子’。所以学校要有差异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钟章队说。

“青年科技人才在创新工作中跃跃欲试，然而在实际的创新项目研制及实施过程中，经费使用的层层汇报及审批往往是造成项目研究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一定程度上占用科技工作者的大量科研时间。”李秀敏说。

“这背后有一个矛盾，一方面申请经费需要一定的基础成果，否则就无法做到评判；另一方面从0到1的探索，在初期就是一张接近空白的‘白纸’。越是原创初期需要经费的时候，越是拿不到经费。”他建议要在考评机制上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延长探索周期，提供一定经费支持。

3月5日，科学技术部部长阴和俊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首场“部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中表示，将做好服务，做好保障，持续推进减负专项行动。

李秀敏表示，希望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人才评价体系和企业经济激励考核体制，形成更加高效、更高质量、更有创新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经济发展模式助推和保障科技发展。

“需要给科学家更充分的自主权！”李秀敏说，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科学家充分授权，赋予科研团队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

“如果学术环境有利于探索和创新，青年人觉得在这里能成长、发展，自然就身心愉悦，哪还有什么负担需要减？他自己就在欣欣向荣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钟章队说：“要构造风清气正、有利于竞争、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生态环境，这很重要。”

在戚益军看来，“帽子”竞争促使青年科研人才背负沉重压力，要在短时间内出论文、出成果，不利于开展挑战性高、原创性强的研究。

袁亚湘也发现，许多晋升、组织团队、申请项目等学术资源都默认没有“帽子”就没有机会，这些无形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感觉到没有“戴帽子”就抬不起头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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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wnsr8883月7日下午，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民进界别举行界别协商会。会议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促进现代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人社部的4位副部长参会。

全国政协委员张震宇曾在河南工信部门、科技部门担任领导，他的发言直接以问题开头，特别提到了“区域围栏”问题。“有十几个省的产业链都是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锂电池等，行政手段干预过多。”张震宇说，这种产业的“区域围栏”、市场分割现象，导致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够用、用不上、不好用”，“我们还在以省辖市甚至县（区）为单位组建产业链。”

2月下旬，民进中央收到全国政协的通知，大会期间要举办界别协商会。研究之后，民进中央把最关心的问题和最想见的部委名单整理好，提交全国政协。

委员的发言结束后，吴岩是第一个回应的。他分管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科技工作等，和现场的不少人工作有交集。委员们提的很多问题，他都有回应，“我们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强化有组织拔尖人才培养、有组织科研、有组织社会服务，培育重大科技任务、布局关键领域高端人才培养特区，集中力量在重大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实现突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我一边认真记，一边在想，今天界别协商会的题目特别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专章；李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把‘深化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写入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教育不仅是民生，更是国计。”吴岩说。

张雨东认为，界别协商这种形式很有意义，大家从不同角度看一件事。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有盲区，需要人们在一起互相启发，跳过这些思维的限制。

去年，同样是针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课题，安徽省政协曾组织调研。参与调研的李和平发现，高校人才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人才政策等资源也配置不到高校。

一位民进中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这样4位副部长参加的民进界别协商会，是比较少见的。有委员为发言作了重点准备，但全国政协更鼓励大家“自由讨论”。

委员们提出的，很多是共性问题，比如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仍然不够畅通，学术评价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高级技工人才还有较大缺口等。此外，也有委员提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弱、科研成果同质化竞争严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栾新曾是大学教师，也曾任青岛市副市长，除了建议“科研人员要协同创新”以外，她还建议给中小学教师减负。这是大会期间她第二次为这个群体呼吁。

“过去，‘教育’属于民生领域，‘科技’属于经济，‘人才’属于组织工作。”李和平感慨，“如果教育、科技、人才不能协同，很难实现‘新质生产力’。”

“东风汽车的高管，80%以上是这所学校的校友。”胡仲军说，他建议开展省属高校和企业共建二级学院的试点，既让毕业生好就业，也让科研成果好转化，还能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关。

当天，最后一位发言的委员、民进中央常委胡仲军讲了一个故事。10多年前，他曾任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校长。学校前身是东风汽车（原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组建的工人大学，也是原机械工业部的直属院校，课程和专业按照企业岗位需求来设置，解决企业的关键技术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李和平发言时提到，他在高校工作了20多年，在安徽省教育厅工作了10多年，民进界别长期关注教育领域。他看到李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综合改革”，感到很兴奋。

“我今天换一个身份来回应。”他说。针对委员们建议的改革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张雨东表示，“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21家高校和院所、6个地方参与了试点工作。试点工作主要围绕‘评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具体说来就是做好分类评价工作。”

“我要回应一下刚才李和平委员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湘潭大学校长潘碧灵一打开话筒就马上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工作”，从地方上来讲，至少涉及到3个分管部门负责。

谈到人才培养，张雨东表示，“无论是‘学以致用’还是‘自由探索’，都是现象。底层逻辑是，与掌握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相比，科学思维、创造性思维、分析性思维、好奇心与终身学习能力等素质，将在未来社会变得日益重要。”

FAQ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意义重大。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真执行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查批准的2024年中央预算及相关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支持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做好2024年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威尼斯wnsr888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和《2023年全国预算执行情况2024年全国预算（草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提高政治站位，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按照高质量做好人大工作的要求，依法认真开展预算审查工作。在对预算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审查意见，作了进一步审查。国务院根据审查意见对预算报告作了修改。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四）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合理安排政府债务规模，优化政府债务结构。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加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额度分配向项目准备充分、投资效率较高、债务风险较低的地区倾斜，动态监测项目融资收益平衡变化情况，确保专项债按期偿还。进一步落实一揽子化债方案，夯实债务管理基础和责任，稳妥化解隐性债务。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加强追责问责，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积极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加快推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改革转型。完善国债发行管理机制，更好发挥国债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的功能，增强国债收益率曲线基准定价作用。做好2024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工作。

依据法律规定，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债务限额举借的债务，依法列入本级预算草案或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将地方预算汇总后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五）抓紧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保持宏观税负和基本税制合理稳定，优化税制结构。推动消费税改革，完善增值税制度，健全绿色税收、数字经济税收制度。对税费优惠政策进行评估和清理，逐步建立税式支出制度，增强规范性、针对性，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研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健全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动态调整、退出机制。深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推进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资源配置，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财政保障机制。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健全完善财政法律制度，推进财政收支、预算管理法治化。

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24年中央预算草案，同时批准2024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726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95185.08亿元。

同时也要看到，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是：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一些地方基层“三保”面临不少困难；有的地方新增隐性债务、化解债务不实问题仍然存在，部分地方化解债务风险压力较大；预算编制科学性和预算执行规范性有待增强；预算支出标准体系不够健全，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还需进一步提升；有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不到位，违反财经纪律行为仍时有发生。要高度重视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和困难，采取有效措施着力加以解决。

（六）严肃财经纪律。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要严控一般性支出，从紧安排必要支出，勤俭办一切事业。加大财会监督力度，组织开展财会监督专项行动，不断提升监督质效。严格落实财经纪律，严肃处理违纪违规行为。加强对重大建设项目、税收返还、转移支付、国有资产、政府债务管理等的审计监督。认真落实人大预算决议、审议意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

（三）不断提升预算管理效能。坚持预算法定，强化预算约束，确保国家预算执行。依法加强收入征管，坚决不收“过头税费”，防止收入虚收空转。严禁无预算、超预算列支，严禁违规新增暂付款。加强中央基建支出预算管理，项目和资金分配要与地方财政能力进一步做好衔接。全面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健全完善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立健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严格新增资产配置，推进资产共享共用，防止闲置浪费。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预算管理和资产管理的衔接。做好2024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工作。加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报工作。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国务院提出的2024年的预算报告、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符合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符合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宏观调控总体要求，主要收支政策基本协调匹配，对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作了认真分析，对做好工作作出相应安排，符合预算法规定，总体可行。

国务院报告的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一）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中央财政增发国债10000亿元，支持地方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相应调整中央预算。（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784亿元，为预算的99.8%，加上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收入总量为233625亿元；支出274574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8%，加上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支出总量为282425亿元；收支总量相抵，全国财政赤字48800亿元，与调整预算持平。（三）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0705亿元，为预算的90.5%，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2022年结转收入，收入总量为116098亿元；支出101339亿元，完成预算的85.9%，收支执行数与预算数相差较多，主要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相应减少支出安排。（四）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744亿元，为预算的125.9%；支出3345亿元，完成预算的96.4%，调入一般公共预算3380亿元。（五）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1500亿元，为预算的102%；支出99281亿元，完成预算的101.3%；本年收支结余12218亿元，年末滚存结余128783亿元。2023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300326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158687亿元、专项债务余额248685亿元，都控制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的债务限额以内。预算草案中对有关预算执行情况作了说明。

国务院提出的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一）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23950亿元，比2023年预算执行数增长3.3%，加上调入资金和使用结转结余，收入总量为244890亿元；支出285490亿元，增长4%；赤字率按3%安排，全国财政赤字40600亿元。（二）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0802亿元，增长0.1%，加上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收入、上年结转，收入总量为120194亿元；支出120194亿元，增长18.6%。（三）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925亿元，下降12.1%，加上上年结转收入，收入总量为6032亿元；支出3282亿元，下降1.9%，调入一般公共预算2750亿元。（四）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7491亿元，增长5.4%；支出106823亿元，增长7.6%；本年收支结余10668亿元，年末滚存结余139450亿元。中央财政国债限额352008.35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限额172689.22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95185.08亿元。

（二）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兜住、兜准、兜牢民生底线。更加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支持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稳定。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加快完善养老服务和生育支持政策，支持扩大普惠养老和托育服务供给。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积极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制定国家基层“三保”保障清单，指导省级政府加强对市县“三保”保障范围和标准的审核把关，加强县区财政运行动态监测和预警，坚持“三保”支出优先顺序，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一）着力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加强预算、资产、债务等资源统筹，推进全口径预算管理，增强财政保障能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扩大内需、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保障。支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要安排使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强化资金全过程监管，有效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科学决策机制，提高科学性、合理性。建立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监督机制，健全项目库管理，穿透式监测项目实施、资金使用、资产管理情况。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是好的。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有关决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依法调整预算增发国债，大幅增加转移支付，有力保障重点支出，着力强化财政管理，推动经济总体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