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仅是历史的选择、实践的需要，而且是复兴的思想保证。抓住党的创新理论诠释的契机，渗入“非马克思主义”的私货，如果不是好心办坏事的失误，就一定是别有用心、“包藏祸心”的故意。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主张指导思想上的“两个老祖宗”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贩卖“指导思想多元化”或者“去意识形态化”的迷药。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可见，各种自由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特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权利而已。”套用马克思这句名言，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反对意识形态的，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意识形态，拿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反对别人的意识形态。可见，各种意识形态向来就是存在的，不过有时表现为特殊的思想霸权，有时表现为普遍的思想领导权而已。由此可见，宣扬没有经济基础的“多个老祖宗”指导，本身就具有欺骗性遮蔽性，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论调。这就是说，关于“两个老祖宗”的话语之争，不是纯粹思想的理解之争，而是这种理解所依托的思想体系的争论，是世界观方法论之争，是核心价值观之争。

一个是“大写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作为工人阶级世界观，作为哲学、作为指导思想，作为意识形态，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大写的”马克思主义，简要说就是指导思想、意识形态角度讲的；另外一个是 “小写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作为文化思想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大写的”马克思主义和“小写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呢？“大写的”决定“小写的”，“小写的”是从“大写的”派生的，“小写的”反作用于“大写的”。其实我们讲这个关系，在分析哲学当中讲，并不玄奥。同样道理，那个“大写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派生一个“小写的”的马克思主义呢？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要处理好各种思想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取消多样化的文化，必然导致在文化百花园里只有一朵花，即使再好，“一花独放不是春”。所以这个“小写的”是帮助“大写的”，服务“大写的”，也是由“大写的”决定的，前后不能颠倒。这就如同毛泽东军事哲学当中所谓的战略和策略的辩证关系：战略决定策略，策略反作用于战略，策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战略也会起到决定作用。同样道理，马克思主义对“两个结合”也具有重大指导作用，是不能颠倒的。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有何作用，不仅具有认识功能——澄清中华文化的精华、糟粕，还有实践功能——推动中华文化的“双创”，而且具有现实功能——推动中华文化功能的发挥。一言以蔽之，我们对这个“魂脉”和“根脉”必须有一个严格清晰的理论定位。

强调这一点，是由中国共产党党章、宪法以及相关的各种法律制度反复规定的，不容有丝毫的质疑和动摇。否则，不仅不合理，更不合法。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就是地动山摇、就是颠覆性的错误，就导致理想信念的动摇甚至丧失，乃至走向“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悲惨结局。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政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如同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就会失去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历史也一再警示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垮了，就会导致红旗变色、江山易主。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身的理想信念的坍塌。

集团年会暖场音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

因此，退一步说，即便是在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层面，我们承认并坚持“两个老祖宗”，也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两个老祖宗”的定位决不能在指导思想、意识形态意义讲，否则，就是“指导思想多元化”、“非意识形态化”，实质是取消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这一点，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前车之鉴，足以为训。

二、尽管提倡“两个结合”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但是绝不能认为它与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等同的。